农民日记中的历史风云

　　本文摘自《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这本日记道出的是农民的心声，绘出的是抹不去的岁月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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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共中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全国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8月，中共中央号召全民开展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署名文章，称山东省寿张县“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

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轰动了整个中国。文章称“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

侯永禄以共产党人大干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全心全意地投身到“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的“大跃进”运动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想吃多少吃多少，“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成为千千万万个跟侯永禄一样质朴的农民的现实生活和近在咫尺的向往。

1958年2月19日（大年初二）

我今天就去社里办公了。我决心要用实际行动来大跃进，破常规。我核算出各队应交售的棉籽斤数：按每10斤皮棉应有棉籽18斤来折算，全社应有棉籽21.6万斤。

1958年2月24日（正月初七）

各个高级社的干部都到区上开会，听取省上召开的大跃进誓师大会的精神。会议要求各项工作都要快马加鞭地大跃进！要突破常规，大干快上！要大修水利，要大办农业，要大炼钢铁，要把旱地变成水浇田。会议一直开到天黑，新月初上时才散会。

1958年2月25日

今天，靳自荣主任和我研究路井社的五年规划。根据区上的要求，要把天上的水蓄起来，把地下的水挖出来，搞好抗旱，勇夺丰收，要求各个地头都打水窖。大家在干部会上讨论后便立即行动。我便和本队会计崔子玉带头打水窖，一连打了3天。

1958年2月28日

我接到通知，又去县上参加会计组长会。吕鸿生在会计会上作了报告。他要求在中央提出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里和县里先后提出了大跃进的奋斗目标后，在第一期整风结束、第二期整风开始之时，财会工作也应大跃进，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要实行“以产定工”，推行“一年早知道”，实行“财权下放”。

经过四天的学习讨论，路井社提出的财务工作春季大跃进的口号是：

苦干十三天，旧账清理完；连战一礼拜，队账建起来。计划制定好，填发早知道；教会会计员，社社三包全。鼓起革命干劲，打垮暮气沉沉；苦干再苦干，半年工作一月办。

1958年8月7日

我早饭后便坐上汽车去渭南参加县上组织的统计工作现场会。到渭南时才日色过午。我和雷文现去双王乡八里店看了植棉能手张秋香的棉花。棉株已有5尺高，每株已长出了十七八个棉桃。每亩4700株棉花，标牌上的指标却竟是亩产籽棉7600斤，真惊人！

1958年8月8日

我们集体去程家乡参观了统计工作的“三台”（光荣台、评比台、批评台）和“五化”（行动军事化、作风群众化、报表快速化、数字准确化、统计图表化）。他们的统计图表化，搞得相当好。

1958年9月1曰

我把连夜绘制的“比武台图”贴在会计室的大门外。“比武台图”上端端正正地写着“金子入炉辨虚实，好汉擂台见高低”14个大字，从上至下共分3层，从左到右共分22个小队。图内写着各队工业集资所完成数字的百分比。图的上层为上游，中层为中游，底层为下游。每“游”又分3层，共9层，各层分别绘有图形和文字：

一层图为红旗，文字为：人人夺红旗，个个争第一。

二层图为卫星，文字为：遍地放卫星，到处立奇功。

三层图为火箭，文字为：速度赛火箭，干劲冲破天。

四层图为飞机，文字为：飞机不加油，落在人后头。

五层图为汽车，文字为：汽车居中间，松气落后面。

六层图为自行车，文字为：苦干加巧干，才能奔向前。

七层图为跑步，文字为：快跑来不及，插翅飞上去。

八层图为慢走，文字为：稳步慢腾腾，未闻跃进声。

九层图为睡觉，文字为：警笛嘟嘟叫，他还在梦乡。

1958年9月2日

晚上，我写好统计工作的喜报，召集起22个会计，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了公社，算是实现了统计工作上的“三台”和“五化”。

路井高级农业社第四队的农忙食堂也在大跃进的热潮中诞生了，食堂地址就在侯桓和家的大门房里，队里专门抽出几个手脚麻利的妇女在食堂做饭，真像办喜事一样。做饭的人鼓着心劲，起早睡晚，总想把饭做好，显显自己的本事，让人知道咱有两下子。下地割麦的人又累又乏，回来后不用进灶房做饭烧火，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真是人人说好。我专门用红纸写了段快板贴在食堂门口，鼓励大家的热情：

能喝热汤吃热饭，省人省钱省时间，

能吃几个拿几个，爱吃啥菜把啥端，

门前拉的广播线，边听唱戏边吃饭。

炊事员，真能干，做的饭菜香又甜，

烧的开水滚又煎，蒸的馍儿松又软，

为了生活更改善，晚上还把花卷垫。

社员个个心喜欢，跑到地里干得欢，

脱了夹袄换单衫，脱了衫子光身干，

浑身汗水如雨点，一个更比一个欢。

这个食堂因为是农忙性质的，虽然只办了几天，但群众却比较满意。不久，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各队都办起了食堂，我便起草了食堂建账意见，召集各小队会计和各食堂的管理员开会，学习并讨论了食堂建账的意见，随后立即刻印馍票、菜票等，发给各队食堂。

1958年11月1日

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那么，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投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那么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党和毛主席了。

吃饭不要钱的政策一宣布，食堂真的也就不要馍票和菜票了，人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做活也就不记工了，什么“三包”，什么以产定工、财务包干、定额记工，一律不要了。大家都以冲天的干劲、饱满的热情干活就行了。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有活哪里干，哪里有饭哪里吃。队与队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大力协作，不讲报酬，真是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但这只是外表看起来轰轰烈烈，干劲冲天，干出事儿来的实际效果并不大。每天晚上，队长出工铃一打，临时组织突击拉粪。几十个人拉一个大胶轮车，送上一两回粪，回到食堂大吃一顿。有人拉车时也挂条绳，车跑得快，他落在后边，赶也赶不上，咋能使上劲呢？拉毕到食堂吃饭时，吃了一碗又一碗，直吃得口里发哼声，几乎走不动。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了，今天你有病，明天他感冒，出现了“病人多，孕妇多，产妇多”的“三多”现象。特别是一些重活、累活，像除圈、铡草、轧花等没人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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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8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随后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从批判声讨周扬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66年8月22日

今天晚上，路井公社在范家洼大队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学习《十六条》和《公报》，开展革命大批判，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四大”活动，各个支部都抓住自己那里的典型人物进行批判。

1966年8月29日

批判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去田间参观范家洼大队的棉花秋田作物长势情况。我半路上却碰见一伙青年人，打着红旗，抓住郭家坡的一个党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打一阵，并给他脸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鲜血直流，无人敢上去拦挡。我吓得心“怦怦”乱跳，甚至身上也有些发抖。回到大队部门口，又在人群里听见一个人“八爷、八爷，不咧，不咧！”的哭叫声，现场院中乱七八糟堆放了许多箱子、柜子，据说是抄了地主、富农的家。我越发不理解了，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1966年8月30日

早上，路井社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上午，大家正在讨论时，便听说范家洼的一个党员投井自尽了。我吃了一惊：“怎么啦？这个同志是贫农出身的初级社会计，因未能及时入共青团，曾和我在县会计学习班上谈过心。他为什么要投井自尽呢？”真叫人难以理解。直到下午开全体党员大会时，公社领导才讲到这件事，并说他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党委立即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这次会上，公社党委以破“四旧”的名义将路井公社更名为要武公社。各大队的名字也都改了。路一大队改为要武一队，路二大队为要武二队，路三大队为要武三队，上东阳大队为东阳大队，乳阳大队为红阳大队，乾字大队为朝阳大队，杨家坡大队为光明大队，郭家坡大队为红旗大队，西王大队为五星大队，北党大队为红星大队，东庄大队为东升大队，前进大队和新民大队不变，西尚大队为跃进大队，范家洼大队为红卫大队，高原寨大队为红源大队，卓立大队为东风大队，雷庄大队为立新大队，郭庄大队为革命大队，东明大队不变，西明大队为红新大队，南庄大队为克明大队，真是新颖而革命化了。我回头一想，自己的名字上的“禄”字也不太妥当，带有贪图享受的意思，不如改为“永学”，表示对毛泽东思想要永远学。

傍晚，路一大队的红卫兵打着红旗也来了，并向大会提出要揪斗几个党员。在批判会上，红卫兵要批斗对象站在板凳上向大家老实交代。那人刚立上凳子，一个红卫兵大喊：“老实交代，为啥不交代？”说着便“咕咚”一拳把那人打下了板凳。我一看，怎么武斗也在路一大队出现了？忙找主持会的贫协主席侯春田，说：“主席，咱们要按中央的《十六条》来办。《十六条》讲得清，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坚决不能打人呀！而且《决定》中讲得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党员，连个小组长或支委都不是，更没当什么权，为什么要斗争批判他们呢？赶快算啦！给大家解释一下，千万别斗了。不然，咱就要犯方向性的大错误了！”于是公社领导也批评了路一大队红卫兵的错误，让他们在天亮以前就回去，以免影响过大。就这样，路一大队的红卫兵们便偃旗息鼓，当晚就回去了。

1966年8月31日

早上，大会又让每个支部对每个党员都进行了鉴定，并宣布了对一些党员的处分，其中留党察看的2人，开除党籍的4人。

下午，大会正在进行总结，由路井中学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扛着红旗冲进会场，勒令公社书记李建斌立即散会，说这次会议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只好在呼喊声中草草收场。我觉得红卫兵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权力，竟敢冲击公社党委，这不是乱套了吗？

我回家后，看见村里一下子已大变样，成了红卫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阳下，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排成队，听从着红卫兵的指挥：“稍息！立正！跑步走！”在西头麦场里和大队部的门口绕场转圈子跑。哪个跑得稍慢，鞭子便抽到身上。这些“四类分子”头上戴着高帽子，高帽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脖子上还挂着本来应该挂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我站在高处看了一阵，有些心跳，只好回去，心想：这不是胡来吗？不许武斗，为什么还要打人呢？但自己凭什么敢去阻挡呢？觉得还是不看为好。

1966年9月3日

早上，小队召开社员会。队长在会上宣布：“红卫兵开始造反了！他们念着毛主席的语录：‘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又说，现在要破‘四旧’了，别的队已在昨天进行破‘四旧’了，今天轮到咱们队了。各人把你们家凡是‘四旧’的东西赶快交出来，如神像、牌位，以及所有的‘四旧’东西都赶快交出来。如果自己不自动交出来，被红卫兵搜出来，那可不会轻饶你们的。”社员们一个个吓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属于“四旧”，却又不敢不交。

散会后，菊兰暗暗问引玲，说：“你也是红卫兵，你跟上人家也破除过‘四旧’，都破些什么，交些啥东西呀？”引玲说：“不好说，谁也说不清。进了地主、富农和‘四类分子’的家，谁想拿啥就拿啥。啥是‘四旧’，由人家来说。封建的、迷信的、资产阶级使用过的东西都是‘四旧’，敬神敬鬼的东西都是‘四旧’；小娃身上吊的银牌、银锁，媳妇带的凤冠、坎肩和裙子，男人戴的礼帽，穿的袍子，家里藏的旧书、旧画，甚至银元都抄！”我说：“这不是胡来吗？我们不信神，不信鬼，连先人都不纪念了吗？”但又一想：“咱又不是红卫兵的头儿，管得了吗？《十六条》上写得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判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不把咱当做‘走资派’批斗就行了。”于是便把神族子，老的、新的牌位，香炉等，都让引玲去交给红卫兵。自己把解放前学过的课本，解放后刘少奇的文章，都塞进炕洞烧了。菊兰把绣有花朵的帽子、枕头等都藏起来了，把织成的白布也赶快剪成了衣裤。

我烧那些旧书的时候，大儿胜天觉得很可惜，随手挑拣了几本，藏了起来，一直保存到现在。而红卫兵把抄来的东西都堆放在大队会议室，有的进行焚烧，有的摆放起来展览。有些贫下中农子弟和红小兵，把自己没穿戴过的衣服、首饰、摆设，都说成“四旧”。有的人认为拜年、过节、庆寿、敬神、祭祖、请客、送礼都是“四旧”。有的地方连房屋上的脊兽也被认为是“四旧”而砸掉了，有的村口派红卫兵检查，春节拜年不许拿花馍。

由于母亲平时曾在我面前念叨过几次，说：“人死了不知为什么硬要圈在木头里，八边不透气，闷也把人能闷死，哪里比得上做个床简单？”我听说范家洼和雷庄提倡老人去世后不住棺木，而睡在木床上，便对母亲说，那咱也做成床，不住棺木了。母亲听了后没回答。在一次会上，我引导大家学习《十六条》时，让大家讨论什么是“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具体都指些什么。我提出给老人做的棺木算不算“四旧”，该不该卖掉？这一下，便让人人都知道我要卖我妈的棺木。七队的侯桂生居然打听起来，是不是我真要卖我妈的棺木。母亲一听这些消息，忙给巷邻们说：“我的寿木坚决不卖！”

1977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977年冬天和1978年夏天的中国，一千多万高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10年的考场，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参考人员有工人、农民、战士，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有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机关工作人员。让侯永禄夫妇俩备感高兴和自豪的是，从这一年起，自家的3个儿子都相继考上了大学！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侯永禄后代的命运，对国家和民族的复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1978年8月17日

电务厂的汽车到路一大队的林场来拉梨，引玲便乘顺风车回来，抄下了万胜高考的成绩：总分334．5分。万胜是以高中一年级学生的身份参加的高考。

1978年8月18日

争胜接到了考试成绩通知单，总分是279．5，比录取的最低分数线280分仅仅少半分，因而没有被录取，真气人！医生侯明宜见了我却笑着说：“那咱小争胜是做檩的料，怎能当做椽的料用！人家故意弄那个悬乎劲儿，只差半分，就是不去上中专，将来好去上大学。”我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也弄不清他是在讽刺我，还是在奉承我。不过争胜虽然因半分之差未被中专录取，但在升学考试中却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合阳中学。

1978年8月19日

上午，金海来家报信说：“韩城的人打来电话说，万胜考上了大学，叫他马上去韩城检查身体。”全家人非常高兴。万胜听了后，马上骑上车子奔向韩城去了。下午俊杰和老龚开上汽车，专门来接万胜，不料万胜已走，只好立即又和引玲赶回韩城去了。

1978年10月2日

习金海报来喜讯：“万胜已被延安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并已接到了入学通知书。”下午，引玲和万胜便从韩城回来了，并去街上照了一张相。

1978年10月16日

延安大学在铜川专门设有接待站，为新生安排住宿，购买汽车票。晚上，我们父子俩就住在接待站。

1978年11月20日

丰胜接到了张掖师范专科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以278分的成绩（超过了甘肃省当年规定的录取分数线28分！）被录取。我家今年这一年里便有两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孩子上了重点高中，村上的人都很羡慕！

1979年元月19日

公社召开了年终总结评奖大会，我领到了5元钱的奖金。春节快要到了，我家在外地的人陆续回来了。今天，参军3年的二儿子丰胜第一次回家探亲了，家里更显得特别的热闹。他是元月16日从张掖师专动身，坐汽车、搭火车走了3夜4天时间，提着一塑料桶子清油回家来的。家里确实很缺油，这下子，大大方方过个年就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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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年7月，侯永禄通过大队社员轮流抓阄的办法分到了自家的责任田。

1982年7月9日

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讨论本队实行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经过表决，全队到会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寿妈和我说是“应该包产到户”。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呀？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

1982年7月19日

上午，巷东头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分牲口、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你的运气了。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在靳家岭，也就是1960年公社组织108位英雄好汉进行割麦大战的地方，自留田东西宽十来米。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回想起我1954年加入农业社时，共有27亩地，并按地交了207斤种子和631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入了农业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还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2年7月27日

我在路井街上以22元的价格买了一个又轻又巧的架子车箱。我虽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还准备为自己的小家庭大干一场！我还高兴地编了一段顺口溜：

解放拨云见晴天，土改农民有了田。

互助合作闹生产，人民生活得改善。

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

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粮棉样样大丰收，多种经营都发展。

（摘自《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定价：28.00元）